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浙江省檔案館珍藏著一份1944年擬定的《浙東敵后臨時行政委員會施政綱領（草案）》，這是抗戰時期浙東抗日根據地留存下來的革命文物。該綱領明確提出“厲行廉潔政治”，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在烽火連天的艱苦環境中打造廉潔政府的決心。

“廉潔政治”寫入根據地施政綱領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人民群眾，在對日斗爭中愈戰愈勇、愈戰愈強。1940年2月，中共中央明確提出了近期目標，要“將整個華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為民主的抗日根據地”。我黨領導的抗日武裝迅速向江南發展。

1943年12月29日，正值抗日戰爭從戰略相持轉向戰略反攻階段，中共中央華中局指示浙東區委：“成立浙東敵后臨時行政委員會是迫切需要的。但要以堅持敵后抗戰，實行民主，推進敵后抗戰文化教育，發展工商農業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作為號召。”1944年1月15日，浙東敵后臨時代表會議在四明山茭湖村召開，與會代表包括工、農、商、學等在內的當地各界人士和地方士紳。會上成立了浙東敵后臨時行政委員會，推選連柏生為主席，并頒布了《浙東敵后臨時行政委員會施政綱領（草案）》。

1945年1月，中共浙東區委將《浙東地區施政綱領》遞交浙東敵后臨時各界代表大會通過。同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新四軍浙東縱隊隨后奉命北撤，開赴蘇北，這也意味著浙東抗戰的結束。

從浙東抗戰時期的具體實踐來看，這個以敵后臨時行政委員會名義頒布的施政綱領，對確立黨在浙東根據地的領導地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浙東敵后臨時行政委員會施政綱領》明確了抗戰時期根據地民主建權、發展生產、加強財政經濟建設、保障部隊供給和促進文化教育事業等方面20項條款。其中第五條明確提出：“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

《浙東敵后臨時行政委員會施政綱領》作為浙東地區第一個真正的民主施政綱領，在進一步鞏固浙東抗日武裝、壯大敵后抗戰力量、促進根據地政治經濟和社會建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它與《浙東地區施政綱領》一起，也為中共浙東區委帶領浙東抗日武裝和人民取得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

大力倡導默默奉獻的“螺絲釘精神”

浙東敵后臨時行政委員會在創立之初便明確了它的工作任務：團結一切敵后抗日的各階層人士各黨派各團體，堅持敵后抗戰，逐步改造與加強原有區鄉鎮機構，使之成為抗日的廉潔政府。

為改造原有鄉保機構使之成為抗日的廉潔政府，臨時行政委員會逐步推行新的基層政權建設，縣以下分設若干區署，區以下設若干鄉保行政機構，區鄉長由人民群眾重新選舉產生。當時，一方面對原來的鄉長、保長人選進行考察甄別，同時群眾對一些貪污腐敗、附偽作惡的鄉保長進行斗爭，及時將不合格的鄉保長清理出基層政權機構。慈北一名張姓的保長就因為大肆斂財、敲詐勒索引起村民公憤，根據地政府以召開保民大會的方式，通過改選將此人清理出了保長的隊伍。

局部調整鄉保行政人員，逐步清除貪污腐敗和頑固投敵分子，開展鄉選民主實驗，創建新型鄉鎮機構……圍繞這些主要任務，浙東敵后臨時行政委員會開始著手改造當地群眾眼中“萎靡不振、腐敗無能、妥協動搖的鄉鎮公所”，并創辦《新浙東報》，建立浙東魯迅學院、浙東韜奮書店、惠民醫院，推行恢復雇農會、改造農業合作社、武裝保衛秋收、平抑米價、二五減租、優待抗屬等一系列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政策。

作為我們黨在浙東地區民主建權的具體實踐，《浙東敵后臨時行政委員會施政綱領》從行政上確立了根據地廉潔政治建設的方向，同時通過以上率下，使“廉潔”兩個字成為根據地部隊和機關人員的日常行為準則。

當年春耕之際，浙東敵后臨時行政委員會主席連柏生帶領機關工作人員開荒，并號召各行政機關自己勞動增產，減輕人民負擔。夏收季節，上虞縣辦事處發動機關部隊成立幫工隊，分組幫助農民插秧耘田，不取分文報酬，不吃一頓酒飯；7月份，新四軍某部專門為各部挑夫、伙夫和勤務員們開了個表彰會，大力倡導雜務人員默默奉獻的“螺絲釘精神”，并當場選出7名工作負責、愛護公物、嚴守紀律和隨時關注群眾利益的模范雜務人員，進行表彰獎勵。

在厲行廉潔政治的號召下，哪怕是有個別工勤人員產生了浪費糧財或者克扣揩油的不良傾向，大家也會跟他斗爭到底。1944年7月，《新浙東報》頭版通報了這樣一則違紀案例：本月17日，新四軍某部開除了一名違反群眾紀律的老炊事員“阿甫老頭”。這名炊事員在該報上曾兩次被作為批評的對象，平時戰士們對他的教育也不少，但依舊屢教屢犯。最近又向商販強賒咸魚一條，再硬賣給老百姓換酒吃。為嚴肅群眾紀律，將其開除軍籍，并公開通報。

優良作風打下廣泛群眾基礎

在浙東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創立、發展壯大過程中，浙東區委始終把做好群眾工作、密切黨、軍隊同群眾關系，當作一項十分重要工作來抓。浙東區委書記譚啟龍同志強調：“我們要在浙東敵后站穩腳跟，建立起長期堅持斗爭的游擊根據地，配合全國抗戰，我們只有進一步的依靠群眾，深入群眾工作，建立鞏固的群眾基礎，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能將廣大的群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建立起堅強的群眾基礎，任何困難環境都可戰勝，任何困難都可克服。”

就這樣，他們在內憂外患的浙東地區走出了一條全新的施政道路，自然也贏得了浙東人民和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擁護和支持。在1944年6月的四明地區第二屆行政擴大會上，大會主席華中局駐四明地區特派員羅白樺臨時發起擁軍捐款活動，與會代表紛紛響應，捐款總數達到1.1萬元。在接下來的四次秋收保衛戰中，當地村民為了回報浙東部隊，紛紛加入慰勞的隊伍。入冬之后，為助部隊御寒之需，民眾湊齊80擔柴用紅旗鑼鼓開路到駐地慰問……

民主施政的一年實踐，行政管轄范圍不斷擴大，從最初三北、四明地區擴大到浦東、會稽等4個行政區14個縣，當時覆蓋總人口200多萬，同時也讓浙東人民更進一步了解了我們黨的執政方針和優良作風，為接下來中共浙東區委全面加強根據地黨政軍領導提供了最廣泛的民主基礎。

1945年1月，浙東敵后臨時各界代表大會召開，分別選舉產生了以譚啟龍為議長的浙東敵后臨時參議會和以連柏生為主任的浙東行政公署全體成員，并通過了《浙東地區施政綱領》。這個由中共浙東區委提出的新施政綱領，彰顯了我們黨在浙東敵后所做的事業和執行的政策獲得了廣大人民的擁護，同時也告訴每一名共產黨員，今后“我們必須做些什么，應該與必須怎樣做好”。《浙東地區施政綱領》的頒布，更是我們黨對浙東人民的政治宣言和政治承諾，在它的“厲行廉潔政治”條款中特別補充規定：“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陳科）